中国教育史（10）南京国民时期-今晚是第一次漫画

二、洋务教育的实施

　　（一）创建新式学堂

　　洋务教育主要有“方言”教育、“武备”教育和“科技”教育，目的在于培养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陆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教学内容以所谓“西文”、“西艺”为主。洋务学堂先后创办30余所，大致分为三类。

　　1.外国语学堂

　　鸦片战争后，中外交涉活动日渐频繁。清政府在对外交涉活动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带来很大的不方便，而且也蒙受了损失。《天津条约》中又规定了今后中外条约均用英文书写，如以后有交涉文件中发生文词争议，均以外文为准。这迫使清政府作出了开办外国语学堂的决定。洋务运动时期开办的著名的外国语学堂主要有：1862年恭亲王奕奏请在北京设立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在上海仿京师同文馆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将军瑞麟等奏请在广州开设的广州同文馆；1887年巡抚刘襄勤奏请在新疆设立的新疆俄文馆；1888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在台湾设立的台湾西学馆；1889年吉林将军长顺奏请在珲春设立的珲春俄文馆；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武昌设立湖北自强学堂。其中京师同文馆影响最大。

　　咸丰十年（1861年）1月，恭亲王奕等奏请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京师同文馆，专习外国语言文字。1862年6月11日正式开学。同文馆首先开办英文馆，后又陆续增设了法文、俄文、德文、东文等馆。1866年12月，奕等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讲习化学、天文、数学等，京师同文馆遂成为一所培养外语和自然科学人才的综合性新式学堂。

　　京师同文馆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管理，1869年聘丁韪良为总教习，总揽全馆事务，后由英国人欧礼斐接任。同文馆聘请中外教习负责教学工作，其中外国教习居多，且多为传教士。京师同文馆办学初期，招收13-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后扩大招取满汉年龄在15岁以上、25岁以下，汉语通顺者。天文算学馆则专取正途人员，招取满汉进士、举人、贡生以及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年龄在30以内者。学生入学途径主要有三种：咨传、招考和咨送。京师同文馆的学制为8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年主要学习文字，后五年主要学习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第七、第八两年还须讲求译书。京师同文馆的考试分为四种：①月课，每月初一日举行。②季考，于每年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的初一举行。③岁试，每年十月初十日前举行。④大考，每三年举行一次，由总理衙门举行。按规定，大考优等者授以七、八、九品等官，劣者则分别降革留馆。

　　1898年，在戊戌变法高潮中，京师大学堂成立，同文馆的科技教育归并于京师大学堂。1902年，京师同文馆完全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大学堂的译学馆。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改变封建传统教育的首次尝试，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开端。

　　2.军事学堂

　　洋务派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中国的军备武器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要抵御列强的侵略，就必须师其所长，创办军事学堂，培养军事技术人才，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军事学堂主要有：1866年6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于福州马尾设船政局，并附设船政学堂，以培养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1880年8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在天津机器局基础上设立天津水师学堂，也称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李鸿章奏请仿照西方各国武器学院的制度，设立天津武备学堂。这是中国近代设立陆军军官学校之始，北洋军阀将领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段芝贵、吴佩孚等曾在该学堂肄业。1887年8月，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设立为广东水陆师学堂。1890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奏请在威海卫刘公岛设立威海卫水师学堂。同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奏请在南京设立江南水师学堂，培养驾驶、管轮、鱼雷人才。同年，北海舰队于旅顺口鱼雷营内设立鱼雷学堂。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在南京设立江南陆师学堂。同年，督练新建陆军直隶阜司袁世凯奏请设立直隶武备学堂。同年10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武昌设立湖北武备学堂。在这些学堂中福建船政学堂影响最大。

　　福建船政学堂，也称“求是堂艺局”，分前后两学堂。前学堂学习制造，后学堂学习驾驶，基本课程有法文、英文、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航海天文学、航海理论、地理等。前后两学堂除了学习外国语和专业课，还强化传统教育，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在一份奏折中要求学生“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并强调“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沈文肃公政书》（卷四）。两学堂学制一般为四年，前三年在学堂学习理论课程，后一年前学堂学生在船厂实习造船，后学堂学生则出海“练船”。福建船政学堂从开办至1913年“一分为三校”，前后经历了47年。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海军学校的始祖，为近代中国海军输送了第一代舰战指挥和驾驶人才，也为后来兴起的水师学堂及海军学校输送了一批教师和管理人员。

　　3.技术实业学堂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学堂的同时，还相继创办了一批技术实业学堂，主要有：1867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器学堂，以培养机器制造的人才。1876年丁日昌在福州创立电气学塾，培养电报人才，是为我国最早的电报学堂。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创立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因急需电报人员，又创立上海电报学堂。1891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开办“总督医院属医学校”，并于1893年将该校扩充为天津西医学堂，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官办西医学堂。1892年，湖北矿务局设立工程学堂。1895年，津榆铁路公司在山海关创办山海关铁路学堂，这是我国最早的铁路学堂。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在江南陆师学堂附设铁路学堂。同年张之洞又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分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门，后改为江南高等学堂。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湖北省城设立农务学堂，又奏请在洋务局内设立工艺学堂。同年，江南盐巡道胡云台观察在南京仿军事、电报、铁路等学堂之例，创设南京矿务学堂，聘请泰西著名矿师任教，专习矿学各书，训练开矿技师。

　　（二）留学教育

　　19世纪70年代初，随着新式学堂的不断设立，洋务派人士在办学实践中认识到，要全面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选派人员送赴西方各国学习，应选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以便培养洋务人才，适应当时外交和军事需要。于是，以1872年容闳等人率领幼童赴美留学为肇始，开启了留学教育的历史。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教育主要是派遣留美幼童和留欧学生两个方面。

　　1.幼童留学美国

　　最早提出留学教育建议的是容闳。早在1868年，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上奏，选派颖秀青少年赴美留学，但未能实现。1870年又通过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派遣幼童留美的计划，得到曾国藩的支持。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等根据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款。章程规定，挑选赴美留学的幼童，必须是年龄在13-20岁的家教良好、资性聪慧学童，每年以30人为一批，4年共120名。派遣幼童留美的目的是“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

　　鉴于当时内忧外患，亟需人才的情况，清政府采纳了留学建议。同时，上海设立“沪局”负责留学生出洋事务；准命陈兰彬、容闳为赴美留学正、副监督委员，驻美国负责管理留学幼童工作。在美国设立留学管理机构“驻洋局”（后来称“留学事务所”）。其选派方案为：选派幼童数量每年为30名，分4年共120名，学习年限为15年。

　　1872年8月11日，第一期30名幼童经上海留学预备学校培训后，从上海出发赴美。1873年6月、1874年11月、1875年10月第二、三、四期各30名幼童也按计划出发。其中第二、四期在30名正额之外还各有7名和3名自费生随行。

　　这些幼童到美国后，为了尽快提高外语水平和适应美国的生活，先被分配至美国教师家中学习英文。有英文基础较好的幼童可直接进入美国学校，不合格者留在教师家庭继续补习。幼童学习的内容，规定除学习西学外，兼讲中学。课程有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外，还要学习《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逢节日，要由监督召集学生，宣讲《圣谕广训》，在重大节日和朔望等日要望阙行跪拜礼，还要瞻仰孔子神像，以防丢弃中国文化传统。

　　这些幼童以其勤奋好学的精神和优异的成绩赢得了中外人士的赞誉。然而，这些幼童并没有按计划完成学业而被中途撤回，原因是幼童到美后不久，耳濡目染使他们越来越反感封建礼教的束缚，生活及思想观念开始“西化”，这些转化为顽固势力所不能容忍。1881年7月，清政府作出决定，留美幼童悉数撤回。留学教育半途而废，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也反映了留学活动本身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措施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发人深思。

　　2.留欧学生的派遣

　　1877年1月，李鸿章与沈葆桢联合会奏清政府，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学习驾驶和制造，并将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附呈，朝廷批准执行。1877年3月，中国近代第一批正式派遣的留欧学生出发赴欧。学生主要来自福建船政学堂（其中有刘步蟾、林泰曾、严复、方伯谦、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等），共35名，规定在洋期限为3年。

　　1881年底选出10名学生，由香港出发，分赴英、法、德三国学习营造、枪炮、火药、轮机、驾驶、鱼雷等，年限同样为3年，这是第二届留欧学生。

　　1886年4月，从福建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中选取34名学生赴欧学习驾驶和制造，学习年限为驾驶3年，制造6年。这是第三届留欧学生。

　　这三届留欧学生，从1879年起陆续学成回国，他们对传播西学、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在近代中国海军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留学教育的意义

　　洋务留学教育虽然规模小，人数少，但它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过程中名副其实的一步。

　　留学教育作为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全新事业，虽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传统教育观念及代表旧势力的当权人物的重重阻挠，但它冲破了传统教育的封闭，闯出了一条走出国门吸取新知的道路，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外交、军事、技术和管理人才，为中国教育史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新的一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客观上它也传播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学说和哲学思想，对处于封闭落后的中国社会具有思想启蒙意义。

　　三、洋务教育的分析评价

　　（一）洋务教育的特点

　　洋务学堂与封建官学、书院、私塾等中国传统学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称其为新型学堂。所谓“新”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

　　洋务学堂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各项洋务事业需要的专门人才，广泛分布于外交、律例、水陆军事、机械制造、电报、矿务、铁路、冶炼、企业管理、科技出版和教育等诸多领域。它们属于提供专门训练的专科性学校。这和传统学校培养科举入仕的人才有所不同。

　　洋务学堂的教学内容以学习“西文”、“西艺”为主，课程多包括外语、数学、格致、化学等一般性课程以及和各自专业相关的科学技术课程，区别于传统学校的经史义理。

　　洋务学堂的教学方法上，按照知识的接受规律安排教学内容，重视理解，注意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偏重死记硬背的传统学风。

　　洋务学堂的教学组织形式上，普遍制定分年课程计划，确定了学制年限，采用班级授课制，突破了传统的进度不一的个别学生教学形式。

　　但总体来看，洋务学堂依靠洋人兴办，为洋人所控制。如：办学经费方面同文馆的经费是从海关办公费中提取三成。而海关总税务司负责人是英国人赫德，实际上赫德操纵着同文馆的财政大权。又如：洋务学堂西学课程的教学和管理各环节上都依赖洋人。同文馆教员除汉文教师外，只有算学馆的李善兰是中国人，其他都是外籍教师。

　　（二）洋务教育的历史意义

　　洋务派的教育变革适应了洋务运动需要，培养了翻译、军事和科技等实用性人才。增设了西学课程，引入了资本主义因素，虽然经学仍占据重要地位，但它逐渐动摇了封建教育体制，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进程，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

　　第一，推动了迥异于传统教育的新式教育的产生。洋务运动期间，各类学校总计41所，其中外语学堂8所，水陆师武备学堂27所，专业技术学堂6所。各类学校共计培养学生约5000人，人数虽然有限，但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

　　第二，在教育内容中引入了西学，开始打破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在我国教育中一统天下的局面。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使传统教育中第一次引进了西学，呈现出西学与中学并存的局面，这对于变革旧的教育内容，改变我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培养适应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新式人才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洋务教育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为教育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前提。洋务学堂及新式书院与传统科举教育不同，它打破了只读儒家圣贤书的局面，对学生进行系统科学知识的讲授，强调知识的实用性，以便为社会培养多方面的实用人才。

　　第四，洋务教育推动了社会思想观念的更新。新式教育培养出了我国第一批外语、外交、军事和科技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利用掌握的外语和科学知识，开阔眼界，主动从世界知识宝库中汲取营养，为我国更好地了解世界、多方面地传播科学文化和先进思想起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

　　（三）洋务教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洋务教育在推进教育的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洋务派办的新教育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一，它在国家教育体制中尚无一席地位。这些新式学校都是申报朝廷批准后兴办的，不是私学。但又都是以个案处理，零星举办，也不隶属于当时的教育管理系统；经费多靠自筹，学生毕业后没有官方提供的出路保障，所以严格说也不是官学，只能算做是封建传统教育之外的点缀和补充而已。特别是洋务教育缺乏基础教育的根基，必然影响教育效益和质量。

　　第二，其范围局限在外语和军事两个方面，其他学科多为这两个方面的延伸。如机械专业主要是为军工服务，电报、医务专业也首先着眼于军用。统治者也不愿扩大新教育的领域，体现的是狭窄的实用性教育思想，实际上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原则的具体运用而已。

　　第三，从教学到管理，大权多被外国人所把持。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自1869-1894年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达25年之久。福建船政学堂由法国军官任正、副总监，中国当局只管投资拨款、提供设备原材料及对学生的日常管教，至于指导和教授学生也是由洋人负责。可见，中国新式学堂一开始就带有半殖民地的强烈色彩。

　　第四，仍保留着封建教育的主要阵地。洋务教育的对象首先必须是具有一定的旧学基础的人，学校均有中国教习负责传统儒家经学的教学和考核，仍保留祭孔典礼、讲究礼制、月课季考等，旧官学的传统，新教育其实仅仅表现在教学内容方面。

　　由此而看，洋务教育既不是鸦片战争前的封建专制主义教育，也不是与西方相同的资本主义教育，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教育。

　　四、洋务教育思想：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原则，也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即在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应该肯定“西学”的辅助作用和工具价值。

　　（一）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提出

　　“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就有人用“主辅”、“本末”、“体用”这些概念来表达“中学”与“西学”两者应该何为主导，何为从属的观点。中体西用思想是在中国封建思想遭资本主义严重挑战，而新的资本主义思想又被掌有实权的顽固派所深恶痛绝的情况下产生。中国封建制度面临瓦解，传统儒学已不能维护封建王朝的崩溃，“中学”已无济于事，于是需要寻求一种新的理论，使清王朝得以复生。那么，就在“中学”之外加上“西学”，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1898年春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劝学篇》共24篇，内篇务正，“以正人心”，专讲“中学”，共9篇；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专讲“西学”，共15篇。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成为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指导方针。张之洞围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进行了集中阐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指教育首先要传授经史之学，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要放在率先的地位，然后再学习“西学”中有用的东西，以补“中学”的不足。

　　（二）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内涵

　　1.“中学”“中学”也称“旧学”，主要指的是“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其中最注重的是纲常礼教，“三纲”是维持封建王权和家族伦理的基本原则，其地位不容动摇。

　　2.“西学”“西学”也称“新学”，指的是“西政、西艺、西史”。西政是指西方有关文教、工商、军事和法律行政等管理层面的文化；西艺即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等。

　　3.中、西学的关系“中学”是保国、保种的前提，西学是国家富强的必由途径。中体西用的关系，实质是一种主辅关系。“中学”是根本，“西学”是末节；“中学”为主，“西学”为辅。这一主一辅的关系清楚地表现了“中体西用”的特色，只有在通“中学”的基础上，才能学“西学”。

　　（三）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洋务教育“中体西用”的思想，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教育纲领，它奠定了清末教育宏观管理体系的基础。

　　第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传统教育。由于时代的发展，传统封建教育越来越不适应时局的变化，所培养的人才类型单一，不能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革，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无能为力。“中体西用”开辟了变革这种封闭僵化的教育体系的局面，孕育了教育的近代化因素，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点。

　　第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扩大了学习西学的范围。让中国看到了另外一个陌生世界，并设法把外面世界先进的东西引入中国。与早期改良派相比，洋务派学习西学不但有西艺而且有西政，更重要的是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引进技术，建立了一批工矿企业。在学习西学的同时，促使人们思想认识、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些最终加速了封建教育制度的解体。

　　第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具有一定局限性，始终不忘“旧学”，对洋务教育的学生始终没有放松封建纲常伦理的灌输。总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也表现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需要，为在中国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1.容闳容闳（1828-1912年），广东香山人（今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事业的先驱。少入澳门马礼逊学堂。1847年赴美留学，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1855年回国，旋投入洋务运动。1868年，他向清政府提出选派幼童出洋留学。1870年被任命为留学事务所副监督。1872年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这一事件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1881年）。容闳思想紧随时代潮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及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他都给予同情和支持。1912年1月，他曾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2日，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容闳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

　　2.福州船政学堂的爱国之举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有不少开明之士认识到，学习西方，但决不能依赖西方，要维护民族自尊自立的地位。福州船政局起步阶段，设备、人才、技术上都只能依赖外人，为了逐渐摆脱这种局面，左宗棠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将设厂造船和培养人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担任船政局大臣的沈葆桢也一再强调“船政根本在于学堂”，“不重在造而重在学”。船政学堂初创时的教学人员基本上聘自英、法两国。1874年，大批教师和技术人员合同期满回国。以后的教师逐渐中、外兼用，中国教师多为学成留校的早期学生。而船政局也逐渐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经营，维护了民族利益和尊严。

　　3.刘步蟾刘步蟾（1852-1895年），福建侯官人，北洋水师高级将领。1867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入后学堂习驾驶。1881年，刘步蟾前往德国监造、验收铁甲舰定远及镇远。1885年刘步蟾被任为定远管带，官阶为副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黄海海战中，刘步蟾指挥作为中国海军主力的定远号与日舰作战，英勇善战，海战后被升为记名提督。1895年2月9日，威海军港即将陷落，刘步蟾为免定远落入敌手，将定远炸沉，然后自杀殉国。获清政府以提督阵亡例抚恤。

　　1.北洋水师纪念馆该纪念馆位于山东威海刘公岛上。

　　2.李鸿章故居该故居位于今合肥淮河路步行街中段。

　　3.福州船政局旧址该旧址在马尾造船厂内，现仅存船政绘事大楼、轮机车间、法国式钟楼、60吨吊车码头，以及水上飞机滑翔的木轨架道等旧迹。

　　1.留美幼童的历史遗憾19世纪70年代，中国留美幼童没有按计划完成学业而被中途撤回，从本质上说，这次留学活动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措施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而当时日本正大举开展留学教育，派往英、德、美、俄的留学生络绎不绝。后来日本在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国防实力上超过中国，这与两国对外开放、引进科学技术的不同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2.京师同文馆的论争1866年12月，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科技馆），洋务派提议招收“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和“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得到朝廷批准。这一计划如能得到切实推行，对改变封建士大夫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的近代科技修养将大有裨益，但遭到了守旧派士大夫的公开抵制和攻击，引发了近代以来关于教育改革问题的第一场大争论。顽固派反对道：“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又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按理，奕等人的建议和清廷的支持都表现了对“西学”的承认和吸纳态度，是顺应时势之举，但对于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对“西学”全然不知，正希望或已经通过科举谋取功名的士大大而言，意味着对自身价值的否定，故而坚决反对。在争论过程中，守旧官僚和士大夫们多站在守旧派一边，反对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

　　这场争论历时半年之久，在一片反对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声浪中，原准备报考的正途人员退缩了。1867年6月举行招生考试，仅录取10人。由此可见，观念落后、思想陈旧对社会进步的羁绊何等严重。

　　第三讲维新教育

　　维新变法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领导这场运动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他们以教育为救亡图存、兴国富民的根本前提和主要手段，极力主张变科举、兴学校、开民智、全面引进西方的学校制度。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不断深入，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也进入新的发展历程。

　　一、早期改良派的主张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了解，洋务派中逐渐分离出来一部分人，他们已认识到洋务派的局限性，产生了初步的改良思想，其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早期改良派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主张，同时也认识到，改革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基础在教育。因此，极力主张改革教育，兴办学校，把办好学校教育作为“治天下之大本”。《学校》上。因此，早期改良派都主张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其主要思想有以下几个。

　　（一）全面学习西学

　　早期改良派多是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他们和洋务派的最大区别在于学习资本主义的内容上。早期改良派不满于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认为西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要求扩大向西方学习的规模和领域，深化学习的层次。他们从洋务活动中体会到，洋务派单纯照搬某些外国的制造技艺是不够的，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是早期维新派的典型代表。郑观应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他强调要重商，学习西方的“恃商为国本”。在政治上，他看到中国之弱是由于“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盛世危言》。向往英国式的“君民共主”制度。这就和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所区别，学习的内容更加全面，学习的内涵更加深刻。

　　（二）改革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在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推动教育发展等方面曾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封建专制的发展，科举考试到明清时期陷入了僵化，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扼杀了人们的科学精神和创造精神。特别是到了近代，科举考试注重经史，尤重八股时文，严重阻碍了西学的传播；科举考试以选取单一的政治人才为目的，不利于培养多类型实用人才。对此，早期改良派指出，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造成“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提出科举“必去时文尚实学，乃见天下之真才。”《原士》。

　　（三）提倡女子教育

　　早期改良派改革旧教育的另一举措是提倡女子教育。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信奉男尊女卑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俗观念，因此女子在教育上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女子的教育权遭到剥夺。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早期改良派最早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认为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不读书，不能服务于社会，是“无故自弃其半于无用，”《治平通议》。因此，他们主张应像西方一样允许女子上学读书，这无疑是对传统旧教育的又一挑战。还出现了讨论女子教育的专门作品：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

　　（四）建立近代学制

　　在早期维新派中，较早勾画出中国近代学制轮廓的是郑观应。他认为传统教育不可能培养出适应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人才。他主张“无事不学，无人不学”，《盛世危言》。一语道破近代教育多样化、职业化、普及化的特征。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郑观应提出仿西制设立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学制系统，各州县设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京师设大学。大、中、小学均采取班级授课制，规定学习年限各为3年，以考试的结果为升学的标准。

　　二、维新教育实践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改良思潮迅速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维新派普遍认为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是实现变法维新的基础，因此，维新教育实践活动便成为维新运动的基本内容。

　　（一）办学堂培育人才

　　各种学堂在教学中注重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和传播西学实用知识，倡导民权学说，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开展。维新性质的学堂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培养维新骨干、传播维新思想而设立的学堂，著名的有：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建立的万木草堂，1897年谭嗣同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这两个学堂注重研究、宣传维新变法理论，倡导民权学说，造就了一大批维新人才。

　　第二类学堂在办学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方面更接近于西学学制，主要有：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的北洋西学堂；1896年又在上海仿北洋学堂而建南洋公学；1897年严复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1897年谭嗣同创办的浏阳算学馆等；1898年梁启超、经元善等人在上海设立的经正女学，作为近代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先声。

　　（二）立报馆宣传变法

　　维新派通过设立报馆、发行报刊来宣传维新思想。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由汪大燮和梁启超任主编，后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1895年12月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之后，各地维新人士开始创办各种报刊，纷纷宣传维新变法思想。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1897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同年10月唐才常在湖南创办《湘学报》，上海蒙学会创办《蒙学报》等。维新派通过演讲、印发书报等形式传播维新思想，宣传变法主张，扩大了维新变法的社会基础。

　　（三）建学会扩展力量

　　维新派试图通过在全国兴办学会进一步广聚人才，最终达到振兴国家的目的。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同年11月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学会通过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设博物馆等多种方法，广泛传播西学，扩大维新力量。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康有为起草保国会章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之后，各省维新人士相继开始创立了各地学会，比如湖南成立的南学会、广东成立的粤学会、四川成立的蜀学会、浙江的浙学会、陕西的陕学会等，此外还有务农会、算学会、女学会、蒙学会等专业性学会也在各地相继成立，这些社团组织成为推动维新教育活动的重要推动力量，是维新派扩展社会力量、进行维新教育的重要途径。

　　三、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企图进一步瓜分中国。维新派人士大声疾呼，力陈变法图强。迫于形势压迫，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历经了百天有余宣告结束。在这场“百日维新”中，教育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设立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是百日维新期间教育方面实行“新政”的重大举措之一，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的诞生。早在百日维新之前，曾有人多次议奏兴办京师大学堂，但由于遭到清政府内部顽固势力的阻止而未能实现。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变法诏书，在其一再严令督促下，经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迅速妥议，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根据本国情形，草拟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后经光绪帝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并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学堂分设中、西学总教习，聘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

　　《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和分论，内容涉及办学性质、教育方针、学生入学、学习课程、教师聘用、机构设置和经费筹措等。京师大学堂的性质既为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各地方学堂都归京师大学堂管理。其办学宗旨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学期各3年。这6年课程规划中，西学比重高于中学。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

　　（二）废除八股考试，改革科举制度

　　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于7月23日下诏催立经济特科（法律、财政、外文、物理学），考经世致用的学问，以选拔新政人才。经济特科不同于明清的进士科，拟分为6项：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并强调科举考试要以实学实政为主，注重学以致用，科举和现实的联系紧密了。戊戌政变后，虽然一度恢复了八股取士制度，罢经济特科，但八股取士已不再适应社会人才选拔的需要，所以其后不久，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三）讲求西学，建立新式学堂

　　1898年6月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宣布讲求西学，要求各学堂在学习中学的同时，兼习西学，呈现出全民西学的局面。之后，光绪皇帝又要求各地方官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新式学堂。即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郡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也一律兼习中西之学，民间祠庙也一律改为学堂，并鼓励绅民捐资兴学。中、小学所用课本由官授书局统一编译印行。此外还筹建了一系列专门学堂，在各通商口岸及生产茶丝各省，规定设立茶丝学堂、蚕桑学堂。还筹备设立了铁路、矿务、农务、医学、编译等专门学堂。保护并提倡发展实业，鼓励设置实业学堂，还鼓励自由设立报馆、著书、发明创造等。

　　维新教育思想对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否定，突破了洋务教育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局限，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教育的存在，有利于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学说，推动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四、维新派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

　　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代表人物继承了早期维新派的教育主张，康有为强调教育的作用，致力于通过教育促进变法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主张。

　　（一）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广东南海县人。康有为自幼接受了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奠定了坚实的中学基础。他也较早地接受了西学的影响与熏陶，具备中西交融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基础。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二月十日，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朝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翌年，康有为利用进京会试时机，奋笔撰就18万字的《上今皇帝书》，要求废除《马关条约》，并联合赴京会试的各省1300多名举人共同签名，成为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这次运动使维新思想迅速传播，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领袖的地位也从此确立。同年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后又多次上书主张效仿日本明治维新，走变法图强之路。1898年1月29日第六次上书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其政治主张成为指导后来百日维新的变法纲领。与此同时，康有为还组织保国会，积极推动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他被迫流亡国外。清政府灭亡后回国。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重视教育的作用康有为十分重视教育对于社会改良的作用。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传》。通过中西方对比，他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指出：“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在康有为看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是重视教育的结果。中国之弱，即在于教育的不发达和民智不开。“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万木草堂小学记》。因此，发展教育、开办新学是当务之急。为此他提出教育的目的是“保国、保种和保教。”

　　2.变科举，废八股康有为认为教育变革首先要变革根深蒂固的科举制度，他认为八股取士是导致读书脱离现实，造成人才落后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八股取士使人不读秦汉以后的书籍，不研究世界各国的情形，从而使官吏不能应变，不能为实事，以至于甲午战争战败后割地赔款。为此，他认为改革科举考试，废除禁锢人才的八股取士，培养和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是改变人才落后局面的重要条件。针对如何改革科举制度，康有为提出：文试要“立废八股”，“罢试帖”，以中国文学、策论、外国科学代之；武试要停止弓刀步石及旗病弓石，用武备学校培养人才等，力图通过改革培养能够挽救清政府危机的当世之用人才。

　　3.兴办学校，建立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出了近代学校的系统方案，建议把书院改为学堂，每乡设小学，儿童7岁入学，18岁卒业。小学生学习科目有文、史、算学、地理、物理、歌乐等。每乡设中学，分初、高等两种，各2年。所学科目除继续小学各学科外，增授外国语和实用学科。各省府设专门高等学校和大学，如设立海、陆、医、律、师范各专门学校。京师则创立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向清廷建议：“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力图在中国建立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学制。

　　4.《大同书》中的教育理想《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之一，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私有制和等级制，“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他设想了大同社会的教育是一个前后相衔接的完整的学校体系，从母亲受胎怀孕进入人本院接受胎教起，到婴儿出生后进育婴院，再进入慈幼院，然后6岁时入小学院，依次直到进入中学院和大学院。

　　《大同书》从形式上看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就内容实质来说，主要是以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诸原则，去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其中有关教育方面，结合社会变迁比较系统地、全面地描绘了新教育制度的设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二）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1873-1927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期开始学习中国古代的经史典籍，青年时期开始阅读西学书籍。1891年从师康有为，就学于万木草堂。受其师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1895年，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积极宣传介绍西学，推进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大力宣传变法理论，发表《变法通议》。

　　1.论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梁启超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教育是育人、强国的根本。他在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议》中指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梁启超十分重视教育宗旨对于培养国民的重要性。1902年，在他发表的《论教育当定宗旨》中指出封建传统教育之所以失败，洋务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根源在于教育宗旨的失误，正确的教育宗旨应该是“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

　　后来，随着梁启超对教育社会功能认识的深化，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从培育人才转向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上。1902年2月至1903年11月间，梁启超撰写了《新民说》，从世界各民族竞争的大趋势来探讨中国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意义，“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把培养“新民”作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还发出了“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的呐喊，把教育看做是振兴民族精神、铸造新国民的最重要的途径，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救国”社会思潮的进一步深化。

　　2.论改革科举，兴办教育

　　梁启超受康有为思想影响，对科举制造成的人才贻误深恶痛绝。他在《变法通议论科举》中，深刻地批判了以八股为中心的科举考试制度，认为八股取士制“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因此，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在主张废八股、变科举的同时，梁启超还极力倡导兴办学校，培育人才。他在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译·学校总论》中指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1902年，梁启超撰写《教育政策私议》，主张仿效日本的教育制度，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来建立中国的近代学校系统。他把学校教育分为四个时期：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和幼稚园教育；6-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21岁为少年期，受中学教育或程度相当的师范教育及各种实业教育；22-25岁为成人期，受大学教育。他提出了从幼稚园到大学院完整的教育体系，而且是以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作为教育阶段分期的依据，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3.论儿童教育、女子教育、师范教育

　　梁启超在《变法通译·论幼学》中明确提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他提倡为孩子创办新式学校，在新式学校里，教育内容要丰富多彩，教育方法要适合儿童的年龄特征，他还建议编辑一套蒙学书籍，符合儿童的身心特点。同时，他亲自为儿童拟订了一个教学程序表。

　　梁启超从“男女平等”的立场出发，积极提倡兴办女学。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译·论女学》一文，阐发了发展女子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中国女子教育的落后是导致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以美国、日本为例，说明女子不仅可以受教育，而且可以与男子一样接受同等的教育，他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变法通译·论女学》。这是已经被证明了的世界公理。因此，他极力主张废缠足，提倡妇女解放，并亲自开创了办女校的实践，1898年，梁启超在上海积极参与了中国第一所女学——经正女学的筹办。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较早提出设立师范教育的教育家。1896年，他在《变法通译·论师范》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师范教育的问题。他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发展中认识到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

　　他说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质量提高的基础与保证。基于此，他力倡师范教育，并把师范教育纳入教育体制设计中。

　　（三）严复的教育思想

　　严复（1854-1921年），原名本初，后改为宗光，字又陵，福建侯官人。清末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14岁到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后又到英国留学，毕业于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甲午战争后，深感国势日危，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抨击封建专制，主张向西方学习，参与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1895-1898年翻译了赫胥黎名著《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自强保种”，对近代思想界影响极大。1897年严复主办《国闻报》，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1905年协助创办复旦公学，为第二任校长。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严复是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革新教育的先驱。

　　1.论教育救国

　　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严复认为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身实力状况。中国之弱，就是因为民智闭塞、学术空疏，缺乏竞争的总体实力，救国的唯一良方是“开民智”。他对当时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持低调估价，认为“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以国人素质之低下，即使搞改革，也只能是除去一弊害又会表现为另一弊害，终究没有希望。所以，“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侯官严先生年谱》。

　　严复是中国近代从德、智、力三要素出发构建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并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优胜劣汰的国际竞争形势对这一教育目标模式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德、智、力三者是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人种水平高下的标准。要振兴中华民族，就必须从提高国民这三方面素质入手，全面提高国人的素质水平。他由此提出了三育救国论：“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强》。严复试图通过三育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以实现救亡图存，这在当时具有启蒙作用，对于后世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反映了他对教育作用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2.变科举、兴西学的主张

　　严复认为维新变法的当务之急，就是变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在《救亡决论》中，他详细分析了八股式教育的三大弊端：其一曰“锢智慧”，束缚人们的思想，使人自幼起就为以后写八股文章作准备，不懂经世实事；其二曰“坏心术”，士子为了科举及第，猎取功名，寡廉鲜耻，坏风盛行；其三曰“滋游手”，八股取士多造“游手之民”，“无所事事”，易“为乱、为贫、为弱”。严复进一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他认为这些旧学都是“无实”、“无用”而又无补于救亡的。《救亡决论》。因此，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并身体力行，通过译著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的学术文化。他提倡多办学校，可以仿照西方国家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并提出了系统地构建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他还负责和创办了多所新式学堂，如长期负责北洋水师学堂，创办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

　　3.论学习西学

　　严复熟悉中西文化，通过考察中西文化的不同，对教育内容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见解。他主张彻底学习西方，改革旧的教育内容。严复对教育内容的选择一方面基于对封建旧式教育的批判，另一方面基于对西学的认同。严复认为要培养全面发展的新式人才首先要摒弃中学。因为中学把知识分子禁锢于故纸堆中，闭门修养，脱离现实，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兴亡。正是由于中学的局限性限制了国家教育的发展，使国家落后于西方。因此要救亡图存必须全面学习西方的教育内容。

　　严复崇尚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学，他认为自然科学不仅为实业所必需，且对于改变中国人唯书、唯上、唯古、不唯实的习气大有裨益。他将西学分为格致、群学、外语。他主张学习西学是全面的学习，要突破洋务派只学格致的局限性。严复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西之学各有其体用，他强调要从整体上来看待和学习西学。

　　1.从维新时期的南洋公学到今天的交通大学

　　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这所学校最早采取西方近代学校体系的形式，分初、中、高等级，相互衔接，并按年级逐年递升，具有近代三级学制的雏形。1905年划归商部，改名为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改隶邮传部，更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划归交通部管理，遂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道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合并成立交通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的需要，国务院决定1956年交通大学的主体内迁西安。1959年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并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

　　2.孙家鼐

　　孙家鼐（1827-1909年），清安徽寿州人。咸丰状元。1864年提督湖北学政，后屡充考试试差阅卷大臣。1876年，与尚书翁同龢同任帝师。甲午战起，力言“衅不可启”，主张妥协。1895年，列名北京强学会。1896年主持官书局。1898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京师大学堂。戊戌维新时，反对维新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逃往西安。后授礼部尚书，任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政务大臣等。1907年，任资政院总裁，参与“立宪”事宜。

　　3.时务学堂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学堂。谭嗣同等发起，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0月在湖南长沙开办，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赞助。熊希龄任提调（校长），梁启超和李维格分别任中、西文总教习，唐才常等任中文分教习。先后招考3次，共收学生200多人。教学明白维新变法旨意，放言论说民权民主学说，后遭到顽固派攻击，开办数月被迫停办。戊戌政变后改为求是书院。

　　4.《时务报》

　　1896年8月在上海创刊，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旬刊。中国人办的第一个杂志。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由于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数月之内，销行万余份，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很大作用。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

　　5.《国闻报》

　　清末维新派的报刊，日刊，严复主编。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刊登国内各省要闻，同时译载重要政论及名著，如连载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在维新运动中影响很大，成为维新派的重要宣传工具，与上海《时务报》分掌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戊戌变法后遭清政府查办，1898年12月被迫停刊。1900年一度复刊。

　　6.强学会

　　近代维新运动的第一个学会，1895年8月在北京成立。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推举康有为起草强学会序和章程。强学会每3天开一次会，讨论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鼓吹变法自强的道理。强学会的活动引起顽固派的嫉恨，他们上奏弹劾强学会，迫使康有为于10月17日离京南下。康有为到上海后，1895年11月成立了强学会分会，还出版发行了《强学报》。强学会的成立，促进了维新思潮的发展传播。它的活动也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恐慌，1896年1月被查封，《强学报》也随之停办。

　　1.薛福成故居。江南第一豪宅——无锡薛家花园，坐落于无锡市中心闹市区，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当年光绪皇帝御笔亲题的蓝底金字“钦使第一”竖匾仍悬挂在薛府将军门门额之上。薛福成故居始建于1890年，建成于1894年，保存下来的建筑有160余间，建筑面积达6000平方米。200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郑观应故居。该故居位于广东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坐北朝南，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前后两进，中间天井加盖改为住房，面积约204.5平方米。该故居为郑观应于1903年出资为其父郑启华而建。

　　3.佛山康有为故居。该故居坐落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丹灶镇银河乡苏村，清代民居建筑，为一厅、二廊、二房布局，故居面积81平方米，是一座典型的珠江三角洲清代农村住宅形式。1996年11月康有为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梁启超故居。该故居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茶坑村，坐落在美丽苍郁的凤山下，鱼塘、水网、沃野田畴环绕四周，大榕树、石板巷、青砖房有序分布，往来皆村野乡民，真淳古朴，这里是梁启超出生和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地方。

　　5.谭嗣同故居。该故居位于湖南省浏阳市城内北正街90号。故居始建于明末，现保存有谭嗣同的书房、卧室、会客厅等，是读书会友，寻求救国真理，从事维新变法活动的地点之一。现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谭嗣同烈士纪念馆，位于浏阳市才常路89号。

　　6.万木草堂旧址。该旧址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原为邱氏书屋，中法战争后是康有为讲学之所。宽15.8米，深35.3米，面积663平方米，为3间3进、2天井、硬山顶、青砖的祠堂式建筑。现为街道工厂。1983年公布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经正女学的短暂命运

　　1898年，经元善等人在上海设经正女学，又称“中国女学堂”，是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正规女子学校。经正女学教师和管理人员皆聘中外女士担任，课程分中西两大类，中文课程授中国传统女性读物如《女孝经》、《女论语》、《女诫》及女红、绘画、医学等，西学课程有英文、算术、地理、体操等。经正女学创办仅一年多，即于1900年停办。经正女学始末说明中国封建传统意识的顽固，新事物生长十分艰难。

　　2.京师大学堂的早期陈腐

　　1898年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为由继续筹办，当年11月开学。正式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仅设有仕学院及附设中小学堂，其封建性明显。学生不到100人，分为“诗”、“书”、“易”，“礼”四堂。所招收的学生，完全是五品到八品的官员和举人，学生在学堂被称为“老爷”，封建等级性非常浓厚。戊戌政变后，恢复八股取士，大学堂又被学生当成了科举准备的场所。

　　1.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郑观应

　　2.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康有为

近代教育的变革

　　引言

　　本专题重点讲述自清末新政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20年中国教育的急剧变革，是继中国教育近代化艰难探索之后的重要的变革实践阶段。本专题的学习目标是：了解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把握其改革的目的及采取的重要举措；了解辛亥革命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有力推动，民国元年教育方针的制定，民国政府对封建教育残渣余孽的扫除以及资本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教育思潮的传播、教育团体的活动、教育改革运动的深入开展；了解1922年新学制的内容及其意义；了解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活动。

　　本专题所讲历史阶段社会动荡和变革十分剧烈，教育改革进度快，教育思想活跃，教育思潮澎湃激荡。了解这一阶段教育史，要注意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评价社会各阶级、各团体对教育改革所作出的尝试，既要看到它的社会和阶级属性，又要注意它的历史作用。学习新文化运动中教育思潮的引进和传播，要注意吸取其经验教训，要处理好洋为中用与保持民族特色之间的辩证法关系。

　　第一讲清末新教育的推进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当局为了缓解国人的不满和愤怒，被迫推行所谓的“新政”。1901年1月29日，流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发布“变法”上谕，宣布实施“新政”。同年4月，专门设立“督办政务处”，负责实行新政。新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关于教育方面的主要措施有：颁布一系列学堂章程，建立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机构，确定统一的教育宗旨，废除科举制度等。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一、清末学制的建立

　　实施“新政”后，清廷即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制定全国统一的学制系统。清末学制始于《钦定学堂章程》而成于《奏定学堂章程》。

　　（一）《钦定学堂章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百熙领衔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的构建方案，拟定出《钦定学堂章程》，章程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和《蒙学堂章程》共6个文件。它将普通教育划分为三段七级，此外还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仕学馆等。《钦定学堂章程》于1902年8月15日颁布，该年旧历为壬寅年，因此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全国性学制系统。

　　学制主系列划分为三段七级，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为三级：蒙学堂4年；寻常小学堂3年；高等小学堂3年。规定儿童从6岁起入蒙学堂，蒙学堂毕业后方可升入小学堂，这两级共7年为义务教育性质。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4年。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三级：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年；大学堂之上设大学院，年限不定，以研究为主，不立课程。

　　以上三个阶段，不算大学院，整个学制年限长达20年。

　　学制主系列之外，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有简易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平行的有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仕学馆等。

　　壬寅学制虽经公布，但由于多种原因该学制未能得到实行，但却为后来学制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二）《奏定学堂章程》

　　壬寅学制由于制定仓促，存在诸多不足，公布后即遭到反对。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

　　癸卯学制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作了调整，学制的整体框架未变，仍将普通教育划分为三段七级，辅之以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形成了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学制体系。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为三级：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蒙养院是幼儿教育机构，招收3-7岁幼儿，将其纳入学制系统标志着我国学前幼儿教育已进入到国家规划发展的新阶段。初等小学堂规划为强迫教育阶段，儿童7岁进入学龄期后，理应一律进入学堂，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蒙养院格致、体操等，高等小学堂课程较之初等小学堂多一门图画课。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5年。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课程。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三级：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商、格致、工、农、医共8科）；通儒院5年，属研究院性质。

　　从小学到大学堂，学制总年限长达20-21年。

　　在主系列之外的各类学堂中，主要有：①实业类：与高等小学平行的实业补习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中等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的高等实业学堂。②师范类：与中学堂平行的初级师范学堂，培养小学教师；与高等学堂平行的优级师范学堂，培养中学教师。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

　　（三）清末学制的特点

　　清末学制的制定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学制本身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诸多特点。学制整体结构仿照西方流行的三级学制系统模式，分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学制规划了义务教育的目标，反映了对教育的普及性和平等性要求；在各阶段教育的目标上都确立了德、智、体“三育”模式；设置了众多的实业学堂，以适应和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需要；重视师范教育；实施年级课程和班级授课制；在课程整体比重上，西学占主导地位等。癸卯学制的颁布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体制，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我国教育的近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确立了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平行发展的学制模式。

　　但是，清末新政毕竟是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出发的，清末学制不可能不受到封建思想的支配，因此学制本身又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性。如课程设置上，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广大妇女仍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等。此外，生搬硬套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学制，有许多地方不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由上可知，清末学制包含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因素，是传统性和近代性的综合产物。

　　（四）清末学制的补充与修正

　　癸卯学制颁布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施中的问题，又做过一些补充和修正，影响较大的有：其一，删减小学课程。1909年颁布《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原《章程》中初等小学完全科的部分课程可以删减，初等小学简易科的年限可缩至4年或3年。其二，1909年对中学制度进行调整，实行文、实分科，课程各有侧重。其三，在学制中开放了“女禁”，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这是我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合法地位的开始。

　　二、废科举，兴学堂

　　科举制度是影响新教育改革的重大障碍。1901年新政时，即决定改革科举，当年8月光绪帝上谕：“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但形势发展，对科举已不是改革，而是要废除了。1901年7月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疏：“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上书疾呼废科举，要求确定废科举的最后期限和具体步骤。时隔不到两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各省督抚会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迫于形势，光绪帝于1905年9月2日上谕：“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宣告了自隋代起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终结。

　　科举制的废除有力地配合了学制颁布后兴学政策的落实，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兴学热潮，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也纷纷建立起新式学堂。随着新学堂的开办，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和优秀人才，极大地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据统计，至1909年，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已达5万多所，京师外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

　　三、建立教育行政机构，厘定教育宗旨

　　癸卯学制颁布后，涉及全国范围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规模大，层次多，操作复杂，而且废除科举后，教育迅速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迫切需要设立相应的机构来管理这一庞大的学校体系，清末教育行政体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一）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学部的设立

　　1905年12月，清政府批准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的最高长官为尚书，副职有左右侍郎各1人；学部内分为五司，即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司下分设二至三科，科设员外郎和主事，办理科务。设视学官专任巡视京外学务。学部设有视学官和咨议官以及下属三局一所（学制调查局、京师督学局、编译图书局、教育研究所）。原国子监归并学部，教官一并裁撤，监生另行安排，只保留监丞一员负责孔庙管理及祭祀的有关职能。1909年，又颁布了《视学官章程》，规定不再设专门的视学官，而以部中人员和直辖学堂管理人员充任，并将全国划为十二个视学区，每区二至三省，每三年为一视学周期。

　　（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

　　1906年4月，清政府根据学部奏请，决定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称学务公所，置议长一人、议绅四人，协助提学使参赞学务，并接受督抚咨询。学务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各课设正副课长各一人，课员一至三人。1906年5月，学部奏定，在各厅、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设视学一人，由省提学使委派曾出洋留学或曾习师范者担任，地方官监督办理学务。采取划分学区的方式，以城关为中区，次第扩展到四方乡镇村坊，约三四千家划为一区。视学兼任学区总董，每区设劝学员一人，由地方官委派品行端正、留心学务者担任。各村推举学董，负责就地筹集款项，按学部规定的程式办学。至此形成了一套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系统。

　　（三）厘定教育宗旨

　　1906年3月，学部厘定“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经奏请朝廷认定，宣示天下。宗旨的前两条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条则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正式宣布的教育宗旨，反映了清末政治经济对教育的要求。

　　四、留学教育的勃兴

　　在清末新政的激励下，近代留学教育在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首先是在1906年前后形成的留日高潮，其次是在1908年后逐渐兴起的留美潮流。

　　（一）留日高潮的兴起

　　甲午战争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令中国的士大夫们刮目相看，并以日本路近省费，中日文字接近易于通晓，日本的风俗习惯近似于中国，西书已由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等原由，认为应将日本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1901年新政后，清政府多次倡导留学，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士人为寻求新的出路，纷纷拥向日本，形成留日高峰。1901年底在日留学生约280名，1904年约3000名，1906年达8000名以上。

　　清末留日归国学生虽然在输入近代西方科技方面整体层次不高，但他们充实了新式学堂的师资，壮大了实业技术人才的队伍，翻译了大量日文西学书籍，较广泛地传播了资本主义思想观念。

　　（二）“退款兴学”与留学潮流的转向

　　列强在中国存在有利益之争，为了取得在中国的有利地位，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给中国，以所退庚款发展留美教育，这就是所谓的“庚款兴学”。

　　为了实施庚款留美计划，中国政府专门拟定了《遣派留美学生办法大纲》，规定在华盛顿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留美学生的考选派遣事宜，并从1909年起实施。游美学务处又着手筹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正式开学，民国成立后改称清华学校。清华学校招收13岁左右的儿童入学，经过8年的强度学习，到美国后一般可进入大学三年级学习，大部分人都能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回国。由于“退款兴学”，1909年之后，留美人数逐年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流向结构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清末新政时期是中国教育由绵延数千年的古代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时期。尽管仍然保留了封建教育的许多因素，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不可能使教育全面走向近代化，这一过程要到后来的民国时期才最终完成。但毕竟建立起了近代学制和教育行政体制，新的课程、教学和管理制度，因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

　　1.张百熙

　　张百熙（1840-1907年），湖南省长沙县人，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山东、广东学政，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礼部、吏部、户部尚书、邮传部大臣，派充督学大臣等。他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人，首任总教习（校长）。著有《退思轩诗集》六卷。

　　2.刘坤一

　　刘坤一（1830-1902年），湖南邵阳新宁人。1855年参加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累擢直隶州知州。1862年，升广西布政使。1864年升江西巡抚。1874年，调署两江总督。1875年9月，授两广总督，次年兼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并任两江总督。中日甲午战争后，刘坤一以钦差大臣身份驻守山海关，节制关内外陆军，一战而败。1901年，又与张之洞一同连续三次上疏请求朝廷变法，主张以兴学为首务，整顿中国旧法，兼采西方法律。至此，刘坤一已衍变成清朝末期的改革者和变法者，成为晚清朝廷中比较进步的大臣。有《刘坤一集》传世。

　　3.劝学所

　　按《学部奏拟劝学所章程折》，各厅、州、县设劝学所，为全境学务之总纲。凡本所一切事宜，由地方官监督之。

　　4.庚子赔款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西方11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因系针对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而起，因此被称为庚子赔款。赔款按中国当时人口计算，每人一两，共计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高达9.82多亿两。

　　5.清华学堂

　　1908年，美国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给中国，以所退庚款发展留美教育。为了实施庚款留美计划，中国政府1911年建立留美预备学校，命名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建成国立清华大学，有文、法、理、工4个学院，16个系。

　　1.张百熙故居

　　清末管学大臣、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张百熙，在其祖籍地长沙县沙坪乡照壁屋，故居第宅宏大，当地村民称之为“宰相屋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该宅第犹存，后改为粮仓，已非旧观。

　　2.国子监

　　国子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东城区成贤街。1956年，国子监辟为首都图书馆。1998年对外开放。2005年首都图书馆迁出。2006年，成立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管理处，为历史文化类旅游景区。北京的国子监始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至今已有700年的历史，是元、明、清三代的国家最高学府及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3.江苏学政衙署遗址

　　江苏学政衙署位于今江苏省江阴市中心，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江苏学政衙署迁至江阴，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明清两代共有124位学政大人在这里主持江苏八州三府的秀才考试。

　　1.维新变法与清末新政

　　1898年维新变法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变法全部推翻。1901年1月29日，还是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以光绪帝的名义在西安颁布“预约变法”，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陆续出台了一些变科举、兴学校的措施，几乎全部恢复了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但时过境迁，清末新政改革不可能受到维新变法时期那样的效果，因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早已在维新政变时自绝于国人。果然，清末新政没有为挽救大清的厄运起到作用，10年后大清王朝瓦解。

　　2.清末留日学生成为清朝掘墓人

　　1901年新政后，清政府倡导留学，鼓励士人东渡日本。清王朝派学生留学日本，本来期望他们学成后，能成为维系其统治的支柱，但没有想到，这些人回国后大部分成了推翻清王朝的骨干力量。革命党志士邹容、陈天华就是留日学生，他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的领导者蒋翊武、孙武，后来响应起义的蔡锷、唐继尧、阎锡山，都是留日学生出身。实际上同盟会的基础力量主要是留日学生，孙中山从事革命的大本营长期在日本。

　　3.“庚款兴学”的奴化本质

　　列强在中国存在有利益之争，都想取得在中国的有利地位。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提醒美国政府应当采用一种“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给中国，并和中国政府达成默契，以所退庚款发展留美教育。通过“退款兴学”美国确实达到了把中国的留学潮流引向美国的目的。而此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政界、知识界对美国的好感普遍高于其他国家，美国实现了在精神上支配中国的目的。

　　张之洞

　　1.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

　　2.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范，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

　　第二讲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教育改革的深化

　　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许多人对清政府由失望而变为反对，反清情绪日增，革命声势日涨，资产阶级革命派逐步代替维新派而成为匡扶国运的主力。资产阶级革命派基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立场着手对教育进行改革，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教育实践活动，开辟了中国资产阶级教育发展的新时代。继而建立的民国政府对清末教育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制定民国教育方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主张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同满清王朝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对封建主义教育和资产阶级改良教育思想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对资产阶级革命教育思想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一）抨击封建教育

　　资产阶级革命派明确指出封建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驯服的奴隶。邹容在《革命军》中指责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是教人“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服从也、做官也、发财也”，实际都是“造奴隶之教科书也”。革命派从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出发，向封建“纲常”提出宣战。

　　革命派还批判了封建文化的偶像——孔子，孔子的思想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了，孔子叫人忠君服从，不过是统治者的治术而已。这些话都是有益于君的。章炳麟宣称“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章太炎政论选集·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

　　陈天华在《警世钟》中批判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认为这对女性不公平，甚至是一种伤害，同时他提出现在是扩张女权的时候了，主张妇女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的妇女吐气。革命女志士秋瑾揭示了妇女在“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残害下，处于奴隶般的悲惨地位。他们号召广大妇女冲破夫权的罗网，走出家门，走进学堂，“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秋瑾集·敬告姊妹们》。

　　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提出学校应教卢梭的《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应学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还要学习实学，设天文、舆地、化学、物理、算学等课，要用这些新的内容，培养出新式国民。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这些主张无疑是对封建观念和封建教育的沉重打击。

　　（二）革命与改良关于教育的论争

　　革命派要打倒皇权自然与维护皇权的改良派不能相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论争中涉及教育问题，即对教育的不同定位是两派争执的焦点之一。改良派以中国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愚昧无知，缺乏治理国家的基本能力为理由，认为要救国图强，当务之急是发展教育，开发民智，民众素质全面提高以后，才有进行社会政治根本改革的基础，因此他们反对革命。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清政府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教育固然是改造中国的条件，但还不能认为是第一步的方法，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先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专制腐败的清政府，建立起民主共和国，才能谈得上发展教育和其他事业。

　　革命派并非不重视教育，只是他们主张的是与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相对立的民主教育。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革命派认为应分清轻重缓急，先革命后教育。在革命未获成功之前，教育要为革命服务，与革命并行，进行革命的教育。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争为扫除一些人想通过教育救国，来维护封建王朝走改良之路的企图以深刻的警醒。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实践

　　在资产阶级革命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教育活动，如创办学校、成立学会和团体以培养革命骨干；创办报刊杂志，印发革命书报，传播革命思想等。

　　（一）建立新式学校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创办了一批新型学校，并利用它从事革命活动，培养了许多革命骨干，在近代教育史上起到很大作用。创办的新式学校主要有：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留日学生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蔡元培等创立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徐锡麟、秋瑾等在绍兴创办的大通师范学堂等。

　　新式学校的创建是和中国教育会的推动分不开的。1902年4月，蔡元培与上海的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教育会以男女青年为教育对象，增长其知识进而增强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中国教育会的成员以从事教育工作者居多，大多数人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反清革命运动，其中有不少人成为了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中国教育会成立后，致力于革命教育实践活动，先后推动了新式学校的建立，其中著名的有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

　　1.爱国女校

　　1902年12月由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女校，首任校长蒋观云，继任者蔡元培。爱国女校以培养学生独立完全的人格为教育宗旨，具体为：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其富有爱国心。这是中国第一个公布并实行了的近代女子教育宗旨。爱国女校的课程以体育为先，以德育为重，倡导女权，对中国女权观念的提高具有极大贡献。学校年限为预科3年，本科2年，本科分为文科和质科两部。爱国女校培养了不少献身革命的女志士，成为女革命者的摇篮。

　　2.爱国学社

　　由中国教育会1902年11月创办（。当时，上海南洋公学学生为抗议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学生而进行罢课退学，中国教育会为了支持学生的反迫害斗争，特意为这些退学的学生成立了爱国学社，蔡元培任总理，吴稚辉为学监，教师有章炳麟、蒋观云、黄炎培等。学生分寻常、高等两级，学习年限各为2年。学社自总理、学监到教员，都是义务的。爱国学社办学很有特色，强调“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选报·爱国学社章程》。师生在学校可以高谈革命，议论时政，演说集会、宣传群众，后来学生均成为中国教育会的会员。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都是革命性质的学校。为了扩大影响，爱国学社还创办了一些进步刊物，如《童子世界》、《学生世界》，后又接管了《苏报》。这些报刊成了爱国学社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学社的声望和影响逐渐扩大，并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他们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爱国学社也被迫解散。

　　3.大通师范学堂

　　1905年9月，光复会会员陶成章、徐锡麟等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校（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该校设有体育专修科，以培训小学体育教师为名，招收各地会党首领入学堂练习兵操，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徐锡麟赴安庆任安徽巡警学堂监督后，校务由秋瑾主持。1907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举事失败后被杀，绍兴的革命活动也因此败露，同时秋瑾遇害。大通师范学堂也未能幸免。

　　（二）刊行革命读物

　　在新式学校与革命团体相继成立的同时，各种宣传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报刊也大量出现，其中较著名的有《民报》、《苏报》、《国民报》、《中国女报》、《湖北学生界》等。这些报刊上经常发表宣扬革命思想的文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这些书刊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激发人民的反帝爱国救亡热情；或控诉清朝统治者对外投降、对内压榨的罪恶，促进群众的革命意识。革命派创办的报刊在控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揭露清王朝统治的腐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和道德观念、号召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发挥了积极的进步作用。

　　三、民国政府教育方针的确立及实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南京成立了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随后民国政府即着手制定符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方针并予以实施。

　　（一）整改封建教育

　　1912年1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蔡元培任总长。教育部成立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即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首次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教育文件，主要内容有：清末各种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初等小学，男女同校；各种教科书务必合于共和民国宗旨，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民间流行的教科书凡具有封建性而不符合共和民国宗旨者，即予改正；废止小学读经；注重小学手工科；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初等小学应兼课珠算；中学校为普通教育，不必分文科与实科；废止奖励科举出身，从某级某类学校毕业者即称某级某类学校毕业生。1912年3月初，教育部又通令各省：高等以上学校原《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共和精神的科目，宜一律废止。

　　民国政府对教育的整改，体现了清除封建性、强调男女平等、注重实用技能的原则立场，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要求，也体现了革命派着力与封建教育彻底划清界限的决心，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制定新的教育宗旨

　　在整肃封建教育的同时，民国政府着手制定新的教育宗旨。蔡元培于1912年2月到4月间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率先对民国教育方针进行了探讨，对清末颁布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判。认为清末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应予以取消，而对“尚公”、“尚武”、“尚实”三项则加以改造，使其符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1912年7月，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教育部召开了临时教育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的教育宗旨，于同年9月2日由教育部颁布实行，史称民国元年教育宗旨。其内容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一宗旨体现了蔡元培的教育观，已完全去除了封建教育的遗毒，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和教育观念。

　　（三）建立新的教育行政机构

　　辛亥革命后，取消了清末学部的设置，而代之以教育部，总管全国教育事务。教育部设总长和次长各1人，作为正副长官。设参事3人，拟定法规文件。另有秘书4人，掌管机要事务；视学16人，掌视察学务；技正1人，技士2人，掌技术事务。部设三司一厅，即专门司（下设大学科、专门科、留学科）、普通司（下设师范科、中学科、小学科、实业科）、社会司（下设图书博物科、通俗科）和总务厅（下设统计科、会计科、文书科、庶务科、编审处），司（厅）长下属佥事共24人，分掌各项事务；主事共42人，为助理。

　　临时政府时期，地方教育行政一时无暇顾及。各省或为都督府的教育科，或为省公署的教育司，总理全省教育事务。县教育行政仍沿用“劝学所”制。直到1917年9月，颁布《教育厅暂时条例》，各省始建独立的教育厅。下设三科：第一科主管会计、庶务、文牍、统计等事务，第二科主管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第三科主管专门教育和留学教育。也可以只设两科，第三科的职能放在第二科。

　　（四）公布“壬子癸丑学制”

　　1912年9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令》，因当年为阴历壬子年，故称该系统框架为壬子学制。壬子学制公布后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各级各类学校规程，包括：《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小学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公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大学规程》、《实业学校令》等法令，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统称“壬子癸丑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主系列划分为三段四级。从学制纵向构成来看，初等教育段分两级：初等小学校4年，为义务教育，高等小学校3年。中等教育段设中学校4年，不分级，其中专为女子设立女子中学校。高等教育段不分级。大学预科3年（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设立），本科3年，法科和医科4年。小学之下有蒙养园，大学之上有大学院。学制总年限为17-18年。小学前的蒙养园和大学本科后的大学院均不计入学制年限。

　　在主系列之外的各类学校中，主要有师范类和实业类，师范类分为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分别相当于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阶段，并专设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实业教育类主要有乙种实业学校和甲种实业学校，分别与高等小学校和中学校平行。还有专门学校，相当于高等教育阶段，预科1年，本科3-4年。

　　“壬子癸丑学制”与清末“癸卯学制”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其特点主要有：其一，缩短了学制期限，较之“癸卯学制”，共缩短了3-4年，有利于增加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机会。其二，取消了专门为贵族设立的各类学校，废除了封建特权和等级限制。其三，女子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等小学已可以男女同学，普通中学、甲种实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都设立了女校。其四，课程与教学方面取消了忠君尊孔的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和劳动生活技能的训练，反对体罚，要求教育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但总的看来，这次学制改革毕竟只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推动，教育改革的自身力量还不具备，这一学制在基本结构上与清末学制仍大体相同。但“壬子癸丑学制”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1.《民报》

　　该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初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以宣传同盟会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宗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舆论阵地。1908年10月出版第24号时，日本政府以其“激扬暗杀”为词封禁。1910年1月复刊，2月停刊，共出26期。

　　2.《苏报》

　　《苏报》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在日本驻沪领事馆注册，多刊社会新闻。1902年起，《苏报》因换主笔，开始倾向进步，特辟“学界风潮”专栏，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活动，并约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员撰写评论，成为两个革命团体的讲坛，1903年起，言论日趋激烈。短时间内先后发表十几篇具有强烈民主革命色彩的评论；刊登《读革命军》、《革命军序》等文，推荐邹容写的《革命军》。这些言论，引起清政府的震怒，派人会同租界当局于1903年7月7日对《苏报》查封。

　　3.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歧

　　1905年孙中山在伦敦拜访严复，严复对孙中山说：“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对此孙中山感慨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歧由此可见。

　　1.秋瑾纪念碑

　　该纪念碑位于绍兴市中心轩亭口，为秋瑾烈士就义处。碑为水泥制成，高7米，上下分两层，呈正方形，1930年落成。碑座正面（西面）刻有蔡元培撰、于右任书《秋先烈纪念碑记》，碑身镌有张静江书“秋瑾烈士纪念碑”字样。

　　2.徐锡麟故居

　　该故居位于绍兴东浦镇孙家娄，晚清建筑，坐北朝南。共三进，占地1133平方米，徐锡麟青少年时代在这里生活、读书。

　　3.大通师范学堂旧址

　　辛亥革命在浙江的重要史迹之一，位于绍兴市区胜利西路古越藏书楼以西，清代建筑。学堂原有50多间房屋，坐北朝南的平房建筑，占地3098平方米，建筑面积1754平方米。整体布局分三进，第一进为门厅，正中悬挂的“大通学堂”匾额系赵朴初先生题写。第二进为礼堂，现为光复会史迹陈列室。第三进在1982年正式对外开放时被辟为徐社，介绍徐锡麟的生平事迹。东侧第一进西首第一间，原是秋瑾工作室和被捕处。

　　4.邹容纪念馆

　　该纪念馆坐落在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华泾公园内。

　　1.徐锡麟刺杀恩铭

　　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举行首届毕业生典礼，在典礼仪式进行中，革命志士、时任安徽巡警学堂监督的徐锡麟，刺杀了前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安徽省巡抚恩铭。由于事前准备不充分，没有发动足够的人力，起义迅速失败。事件连带到绍兴大通师范学堂，秋瑾亦遇难。徐锡麟属于原光复会成员，光复会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团体，提倡暗杀等手段。实践说明，搞革命必须要发动人民群众，如果靠刺杀个别人物、急功近利，革命是很难成功的。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孔

　　在批判封建奴化教育时，革命派集中火力抨击了封建文化的偶像——孔子，认为他在周朝虽然很好，但是如今看起来很坏。至圣两个字，不过是历代的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徽号，因为孔子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是有益于君的。章炳麟就宣称“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挑战封建皇权的姿态，对封建文化教育进行无情鞭挞和批判，对引导人们认清封建教育的本质，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将近代思想启蒙的进程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从文化发展和教育变革的长远观点看，却带有潜在的偏颇性。

　　孙中山

　　1.学者贵知其当然与所以然，若偶能然，不得谓为学。

　　2.古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

　　3.治国经邦，人才为急。

　　4.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

　　第三讲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新思潮的传播和实践

　　中华民国建立后，正当对封建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时，却出现了袁世凯政府的教育复古逆流。为了反对这种历史倒车，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对传统教育观念进行深入反思和重建。五四运动的爆发，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面对大量涌入的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中国的教育实践者积极加以选择和吸取，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教育试验。在此过程中，北洋政府迫于形势，也进行了一些教育改革。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学制”的建立，中国现代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初步形成。